考古新发现，有哪些考古发现？
2019年我国评选的最新考古发现
1.河南栾川龙泉2号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2.广东英德青塘遗址
3.山东定陶何楼新石器时代遗址
4.湖北保康穆林头新石器时代遗址
5.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6.浙江江山山崖尾新石器时代遗址
7.四川盐源皈家堡新石器时代遗址
8.浙江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
9.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
10.广州黄埔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11.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12.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
13.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14.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15.甘肃宁县石家墓地和遇村遗址
16.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
17.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
18.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
19.河北隆尧柏人城遗址
20.内蒙古福路塔秦文化墓地
21.四川渠县城坝遗址
22.河南洛阳西工区纱厂路西汉大墓
23.山东枣庄海子汉代遗址
24.山西太原悦龙台墓地
25.河南洛阳隋唐洛阳城宁人坊与定鼎门街遗址
26.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
27.安徽淮北烈山窑址
28.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
29.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30.重庆市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
31.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32.河南开封明代永宁王府遗址
33.重庆忠县临江二队明代炼锌遗址
34.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2]
考古发现将延安筑城史推进到了距今4500年？
筑城史这个提法还算靠谱。顾名思义，筑建城墙。筑城，也就是建造个围子把自己人围起来。但并非因为“繁荣”（一般是中心聚落或城市的特征）了才能筑城。说筑城史可以，说延安地区城市的出现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延安芦山峁遗址，以出土众多龙山时代后期的玉器而著名，但城墙的发现是最近的事儿，到目前为止还未见诸正式的考古简报或报告，故本人新著《先秦城邑考古》（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7年12月）尚未收录。
从媒体报道看，此处发现了两段夯土城墙，城垣围起的范围则不清。有趣的是，延安以北榆林地区的城邑，在龙山时代后期几乎均为石头城，最著名的要数神木石峁遗址了。上述石城遗址大致属老虎山文化（韩建业 2003），芦山峁遗址位于这一北方系统文化区的南缘。而夯土城墙既是因地制宜的产物，也不排除受到中原系统龙山文化的影响。看来，河套至晋陕高原石城系统与其南的夯土城系统的分界大致就在这一带。
进入龙山时代后期，内蒙古中南部的老虎山文化聚落群减少甚至消失。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偏南的陕北地区遗址的数量反而有明显的增多。据统计，在总面积约4.3万平方千米的榆林地区共调查确认了82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仰韶时代遗址125处，龙山时代遗址则达695处，是仰韶时代遗址的6倍（国家文物局 1998）。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很可能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趋于干冷导致局部环境恶化、人群大规模向南迁徙有关（戴向明 2016）。延安地区最早城邑的出现背景，也大体作如是观。
可见，任何文化遗存，都必须放在一个大的时空和环境文化变迁的框架内，才能窥见其历史意义。
200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1990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举行每个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这个活动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和考古学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经过对24个入围项目的最终评选,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4月8日在北京揭晓,入选项目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明清各个类型的文化遗址.200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主要情况和特点有：
1.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２００２年的发掘确认这一遗址是一个具有莫斯特文化特点的遗址，是莫斯特文化在中国南方首次集中出现。遗址的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发生于中国的南方的时间早于中国北方。这或许意味着不同的交流路线。
2.广东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７０００年到６０００年的新石器遗址，为珠江三角洲地区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至近７０００年间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断代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标尺。它是深入认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的关键之一，通过对遗址的深入研究，有望为解决一些久而未决的岭南史前考古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
3.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遗址使考古学家对仰韶文化中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的第五、第六次发掘揭露了仰韶文化中期晚段墓葬３４座，出土大量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随葬品，这是在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第一次发现这一时期墓地。
4.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距今４５００年左右的这一遗址是目前所知新石器时代晚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保存最好、信息量最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贝丘遗址。
5.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长期以来，在吕梁山区的石楼、柳林等地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地点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遗址。高红商代遗址的集中发现为吕梁山区的一些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
6.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中国先秦土墩墓被认为是吴越文化的特征之一，福建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土墩墓。２００６年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的考古发掘，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次发掘出土原始青瓷器、青铜器、玉器等共２００多件，其中青铜器７２件，是福建地区一次性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次。
7.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清理被盗墓葬３座，其结构形式新而独特，墓道中各发现随葬车４乘、墓室各１乘，车乘装潢极度豪华。这类车乘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罕见。
8.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大型“乐器坑”的发现对于被盗秦公大墓墓主的确认以及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9.安徽六安双墩墓地：双墩一号汉墓和六安国王陵区的发现，揭开了史记所载的西汉六安国的神秘面纱，对研究六安国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
10.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遗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和延长西路交接处，确定为元代建造，距今有７００年历史，是已发现的同类遗址中规模最大、做工最精、保存最好的一处。
中国20世纪50年代重大考古发现？
1.商都殷墟 出土了甲骨文 司母戊鼎
2.敦煌莫高窟 精美的雕塑和壁画 以及藏经洞里的古经 绣画 文书 法器
3.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生活于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
4.秦始皇兵马俑
5.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
6.法门寺佛指舍利
7.明定陵抢救性挖掘
8.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妻子墓葬 出土了金缕玉衣 长信宫灯 博山炉
9.马王堆汉墓 辛追女湿尸 帛画
10.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吉林双辽后太平遗址群为什么能入围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7年一批2800年前的陶器日前在吉林省双辽市的后太平遗址群中被发现。
专家认定，这批青铜器时期的陶器，对研究东北地区古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考古界公认的三大文明起源之一的西辽河流域文明，提供新的考古学依据。小编今天就给你讲讲吉林双辽后太平遗址群。
此次出土的大量陶器，均分布在双辽市东辽河北岸五个乡镇境内的东岗子遗址、盘山遗址、七棵树遗址、打靶场遗址、后太平遗址及后太平墓地遗址，陶器全部为春秋早期的“白金堡文化”类型，距今2800年左右，被发现的陶器多为古人的陪葬品。
2007年4月，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及双辽市文物管理所、郑家屯博物馆在双辽市境内东辽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后太平墓地，并确认了遗址群范围。2007年5月~11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有关单位对后太平墓地和后太平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把握遗址群的整体文化面貌及发展脉络，又对部分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
后太平遗址群位于科尔沁沙地东缘，吉林省双辽市辖区内东辽河右岸二级台地上。以东明镇的后太平墓地和后太平遗址为中心，包括白牛墓地和大金山、西山湾子、七棵树、盘山、黄土坑、孤家子、东岗、仕家、东贤良、勃山屯等13处遗址，由东北向西南方向绵延四十余公里，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此次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清理遗迹单位共计75个，出土陶器、青铜器、骨角器、蚌器、玉石器等各类遗物1500余件。
后太平墓地位于后太平遗址群的中部，东500米为后太平遗址。台地呈东北—西南走向，属风积湖积地貌的边缘，台地上沿地势走向遍布青铜时代墓葬，分布密集。墓群总发掘面积837平方米，遗存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遗存未见遗迹，地层中出有饰之字纹、细线纹的夹砂红褐色陶器残片。之字纹的纹样及饰纹方式与镇赉黄家围子遗址较为接近，推测其年代在距今5500年左右。
第二期遗存较少，发现灰坑两个。均为圆形，弧壁，圜底。出土遗物包括饰细绳纹直口陶壶2件、陶匙及骨锥各1件，还发现有数量较多的鸡冠耳陶壶残片。根据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特征推测，第二期遗存的年代大体相当于晚商时期。
第三期遗存数量最多，以墓葬为主，另有灰坑2座。墓葬发现37座，均为竖穴土坑，无葬具，个别墓内有生土二层台。墓向以东北—西南向居多，计32座，其余5座为东西向或西北—东南向。葬式以仰身直肢和乱骨葬为主，个别墓内有侧身屈肢葬。多数墓内埋葬人数较多，部分为双人葬，仅有少量单人葬，从埋葬方式看有一次葬、二次葬、多次葬等，多人一次葬中流行颠倒葬，个别墓内存留火葬迹象。依墓室规格及埋葬个体数可分为小型墓、中型墓、大型墓三类 。
小型墓。15座，长度2~3米，埋葬人数1~3人。
M16：长300厘米，宽150厘米，深90厘米，方向30°。墓内葬2具人骨个体，北部为男性，40岁左右，仰身，头向东北，面向右，盆骨以下被二次入葬的个体打破，该个体位于墓室南部，女性，50岁左右，骨骼凌乱无序，而被其扰动的男性个体下肢则被埋于墓室填土中。二次入葬个体随葬的有素面陶壶一件，位于墓室西南角。
中型墓。18座，长度3~5米，埋葬人数3~9人。
M9：长400厘米，宽210厘米，深150厘米，方向42°。墓底葬有8个个体，其中位于墓室北端的两具人骨仰身并列，保存状况较好，胸部均有火烧痕迹，腰椎以下骨骼缺失，两颅骨前额处各出土两枚铜扣，外侧随葬两件素面陶壶和一件压印篦点纹单耳杯;其余个体均堆放在墓室中南部，并在墓内进行了火葬，墓壁及墓底均留下明显的火烤痕迹，墓室西北角随葬两件素面陶壶。
大型墓 。 4座，长度在5米以上，埋葬7人以上。
M26：长500厘米，宽350厘米，深160厘米，方向32°，为多人多次葬，人骨零散于填土中，最小个体数为8人，除一儿童外，其他多为30岁左右的成年男女。墓底南端随葬2件素面陶壶和1件单耳杯，此外还出土骨、角器及小型青铜饰件。
发现的三期灰坑平面呈圆形，直壁，平底，均位于墓葬附近，打破墓葬，坑内未见遗物，仅见少量动物骨骼或蚌壳。
第四期遗存仅见于墓地的③层堆积中，出有垂帐纹泥质灰陶片，属鲜卑文化遗存，年代大体相当于东汉时期。
第五期遗存共清理灰坑5个、房址1处、灰沟1条，属辽金时期。灰坑有圆形、圆角方形、不规则形等，多为圜底，少数为直壁平底，直径(或宽)80厘米~200厘米不等，深多在50厘米以内，均仅见少量动物骨骼及素面或梳齿纹陶片等。房址为长方形，南北长600厘米，东西宽490厘米，深50厘米，房内西南部有一圆形灶台及3条通向西北方向的烟道，墙体外侧有4个柱洞，房外有排水沟一条，门道位于房址东侧，房内出土少量铁器和青砖。灰沟为西南—东北走向，宽70厘米，深57厘米，沟内出土大量蚌壳及少量动物骨骼青砖和瓷器残片。
后太平遗址西距后太平墓地约500米。发掘区域位于遗址的南部，发掘面积370平方米。由于风蚀作用，地层缺失严重，除发掘区东部残存一层文化层外，余者耕土层下即为生土。此次发掘共清理灰坑15个，房址3处，灰沟3条，根据出土遗物判定，后太平遗址的遗存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相当于后太平墓地的三、四、五期遗存。
第一期遗存为遗址的主体，发现房址1处、灰坑11个、灰沟3条。
F2：平面呈圆角方形，南北长800厘米，东西宽620厘米，残存深度15 厘米，方向116°。活动面为略经踩实的生土面，房内有柱洞14个，有的环壁分布，有的无规律地散布于房内，门道长方形，位于房子东侧偏北处。灶址位于房内东北部，内有不规则形红烧土面。房址内西部有一不规则形坑，坑内填土土色较深，但未见包含物，推测为一储物坑。出土有壶、豆、钵、范、纺轮等陶制品及若干石器和骨、角器。
第二期遗存发现灰坑2个，均为圆形，直壁，平底，坑内出有拍印方格纹圜底陶罐。
第三期遗存发现灰坑2个、房址2处。灰坑均为圆形，弧壁，圜底，出土铜钱及大量蚌壳、动物骨骼。
为全面了解后太平遗址群的文化内涵，同时对大金山、盘山、七棵树、孤家子、东岗和仕家等六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掘结果表明，以后太平墓地三期遗存为代表的后太平文化构成了后太平遗址群的主体。大金山和东岗遗址发现的戳点纹高柄柱把豆具有浓郁的宝山文化特色，其年代大体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
综合后太平遗址群的调查发掘结果，可将后太平遗址群的考古学遗存分为六期：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盘山遗址H1、H2为代表，包括后太平墓地⑤层遗存，所见之附加堆纹陶片、斜向压印纹口沿及之字纹陶片，与镇赉黄家围子遗址出土遗存十分接近;二期晚商时期，以后太平墓地④层及H8、H9为代表，出土沙质细绳纹鸡冠耳陶壶;三期西周—春秋时期，以后太平墓地墓葬及后太平遗址F2为代表，出土陶器一类为以壶、筒形罐、小平底折腹钵、高领鬲为组合，饰繁缛压印篦点几何纹，数量在出土陶器中所占比例约为35﹪，这类器物器形和纹饰均与嫩江流域的白金宝文化相同;一类为以素面束颈壶、刻划纹壶形鼎(或大口罐)、单耳杯、圈足豆为组合，数量在出土陶器中所占比例约为65﹪，为本土文化。四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大金山及东岗遗址为代表，出土的戳点纹豆柄残片，为典型的宝山文化风格;五期汉代，以后太平墓地③层及后太平遗址H4、H14为代表，出土泥质灰陶罐残片;六期辽金时期，以后太平墓地及遗址为代表，包括盘山遗址。这对确认该区域内各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及补充分期序列缺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研究整个辽河流域及其临近地区文化分期树立了可供比较的标尺。
从后太平墓地和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来看，虽有相当一部分白金宝等文化的因素，但整体文化内涵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大量素面束颈陶壶及刻划纹壶形鼎为代表的陶器群在吉林省境内尚属首次发现，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因素为主体的地方文化类型，与周边同期考古学文化存在明显差异，拟可命名为“后太平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分布范围和走向有待于进一步工作的开展来解决。
此次发掘是吉林省西部沙化、半沙化地区大面积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首次发现和发掘。由于该遗址群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使之受周边多种文化因素影响，从出土的器物形制可见，它受来自嫩江下游的白金宝文化、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辽河上游的宝山文化及下辽河流域的高台山文化等的影响，这对研究整个辽河流域及其与嫩江流域文化的碰撞交流及发展趋势，都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此外，部分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在此次考古发掘之后得到了重新的确认，改变了以往学术界的认识，为确立东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新格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