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本道，装配工有哪些工作内容？
机械装配工是机械工厂流水线的工人，将每道基本工序分开给工人做，这样可以简化单位工作量，但是会增加工作强度和效率。每个公司的经营方式、规模不同，机械装配工负责工作内容略不同。机械装配工主要工作内容和岗位职责如下：
1、遵照作业指导书及相关质量标准要求，进行零部件组装;
2、成品运行调试检验，产品包装发货;
3、安全生产和防止各种违章操作;
4、检查本道工序加工质量，如实填写当班首件检验记录和工序流转卡。
5、认真执行质量方针，努力实现质量目标，按过程控制程序和作业指导书规定进行现场作业，确保产品满足顾客要求。
6、严格把住质量关，不合格的零部件不投入装配，经装配不合格的空调制冷配件不出手,不流入下道工序,不合格的成品不出厂。
7、认真执行自我检验、自我分析、自我控制的三自精神，不断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使技术精益求精，保证生产出满客满意的产品。
保安将母狗封在水泥地17天？
4月27日，内蒙古呼和浩特，网曝一母狗因护崽咬人，被保安用水泥封在墙角里约17天。当天，就有爱心市民凿开水泥，解救了奄奄一息的狗妈妈，但是因为洞太深，且狗妈妈的哺乳跟不上，小奶狗已经找不到了。
狗妈妈救出来后连喝了好几盘水，现已被爱心人士收留。
闻尘看法：
狗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好帮手，看家护院，守护羊群，打猎协助，甚至到现在的缉毒犬、警犬，都说明了我们应该善待这个动物朋友，即使是流浪狗，也需要善待，即使出了什么问题，也应该找有关部门来处理，而不是擅自做主。那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
事件中保安的这种处理方式简直令人发指，狗妈妈因为刚生下小狗崽，所以自然会有护崽的行为，这很正常，动物也有母爱，当然，如果流浪狗伤人确实需要处理，应该去找专门的抓狗大队来，但绝不能是这样没有人性的处理方式，等于把狗妈妈和小狗崽活埋了，这等于是谋杀，而且是一种很残忍的方式。万物皆有灵，尤其还是一对“母子”。
善待动物，善待流浪狗。即使要处理，也要用一些人性化的方式。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条生命。【闻尘新视角】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解读当下时事，欢迎关注。
唐明皇执政时为什么会有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原因如下：
安史之乱是唐代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造成唐代藩镇割据.由于发起叛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第一，土地兼并严重。唐玄宗后期，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均田制逐渐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第二，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玄宗时废除府兵制，实行募兵制，710年在边地设节度使，起初只管军事，后来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
第三，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玄宗怠于政事，纵情享乐，政事委于李林甫、杨国忠，政治更加黑暗，社会矛盾尖锐。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
影响：唐朝不断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犯。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
第五，它使黄河流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
第六，唐朝中央权力日益削弱，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扩展资料：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
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 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 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民族问题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可悲的是大唐满朝文武君臣竟然甩锅给一个女人，可悲可叹可恨。
世界上第一份离婚协议书出自那个国家？
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离婚协议书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法律公文，很多人以为婚协议书是近代才出现的新生物，更想不会想到在倡导一女不待二夫的封建制度下居然也会有离婚协议书。实际上，在我国唐朝时就已经出现了“离婚协议书”了。
在敦煌出土的唐朝“离婚协议”的内容是:“凡为夫妇之国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译文大意是: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是错误，不如痛快地分手来得超脱，希望你重整山河再攀高枝，也胜过两人看不顺眼互相挤对。离了之后、希望你打扮得德漂免的，再找个好人家...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夫妻因感情不和离婚，于是请来双亲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好聚好散，最后，男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
唐朝的婚姻法《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条规定:
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谱而和高离者，“不坐”
二、仲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
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
从史实来看，提出离婚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高婚的也不在少数。虽然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女子一直是处于被压追地位，很多朝代妇女没有高婚自由，男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
但是这份唐朝的“放妻协议”却告诉我们:并不是古代所有朝代女子的地位都是那么低下的，这也凸显了唐代的婚姻制度。
唐史研究专家孟宪实说;“古代曾有女子觉得丈夫没有出息，闹到官堂要求离婚，当官者训斥该女子不应如此，但该女子仍然坚持离婚，最后当官者只得判离，可见在古代女子离婚并不如我们相象中困难。古代放妻书的存在，说明古代人比较重视感情在婚姻中的作用，在放妻书中客以感情不合为理由，有时还会出现“今后将孤燕飞”等表达悲伤的句子。当然如果真的悲伤就不会离婚了，这或许只是表面文章，所以说有时放妻书只是范文作用，在休妻的时候使用。”
事实上古代离婚的事情在各个朝代都有，只不过唐朝的婚姻制度给人感觉更自由些。高层离婚就更容易实现，比如太平公主就轻易成功了。虽然不能确定协议书的
具体年代，但它的存在却证明唐末五代宋初时，男女在婚姻问题上是相对自由的。虽然家中掌事仍然是男性，但妇女地位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低。
唐代的婚姻观念已经涉及到自由的高度，很有时代感，再往前推到远古时期，曾经有学者推测说，原始群婚之早期阶段，兄弟姐妹、上下辈之间的婚配是毫无限制的，正如《淮南子。本经训》有记，男女群居杂处无二别。《列子。汤问》曰:男杂游，不聘不媒，游，乃是男女两性间的自由结合，媒，乃是婚姻的中介人角色，聘，则是两性结合所经过的社会程序。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六千字的长回答，将为您从制度变化的角度解析，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那些炒作安禄山、杨贵妃一起洗澡洗爽了，诱发安史之乱的人可以洗洗睡了。安史之乱的爆发，从表面上看上是胡人节度使，按耐不住心中升腾的欲望，兴兵取而代之。
那么是唐朝重用胡将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吗？
似乎不是！胡将领兵是唐朝长期的传统，阿史那·社尔（突厥人）、契苾何力（铁勒族契苾部人）、黑齿常之（百济人）、夫蒙灵察（羌人）、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人），那个不是忠心耿耿，为大唐东挡西杀？更何况，平定安史之乱功勋最彰的李光弼也是胡将（契丹人）。这些著名胡将中，有多人都曾担任节度使一职，而他们为何一直循规蹈矩，从未动过兴兵作乱的念头？
由此可见，唐朝以胡将领兵并不是安史之乱主要原因。
那是节度使的设置，导致了安史之乱吗？
似乎也不是！唐朝可不是只有安禄山坐拥的三个藩镇，唐天宝元年，唐朝就已经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庐、陇右、剑南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时称“天宝十节度”。
要说拥兵自立，安西、北庭节度使治下民风彪悍、辖地战略纵深极大远比范阳便利，河西、朔方、剑南携地利之便，或控扼咽喉要道，或山隔水阻不弱于范阳。但这些节度使，不论是胡汉都对唐朝忠心耿耿，从未有拥兵自重，窥视天下之意。
因此节度使的设置，只是安禄山有能力发动叛乱的原因，并不是造成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唐朝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损失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彻底逆转了唐王朝的走向呢？我们还得从唐朝内部制度说起。
从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唐朝建立，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之间的137年时间里，唐朝军、政制度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1、中央军队空心化；
2、朝野君臣割裂化；
我们先说“中央军队空心化”出现的原因。唐初，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是管理国家的基本国策。其中，府兵制作为中央控军最重要的保障制度，形成了典型的“强干弱枝”军事态势。
府兵制是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府兵们平时耕田劳作，农闲由折冲府负责军事训练，战时则应征奔赴边疆。
太宗时期，将天下农户按贫富分为九等，六等以上的农户，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须自备，二十岁开始服役，六十岁免役。
也就是说，府兵是富农的游戏，您家要是穷的没有隔夜粮，想当府兵还没机会，因为打仗时武器、口粮得您自己准备，政府只管发放盔甲防具。
初唐的府兵地位颇高，每三年一次的轮换戍边后，根据战功大小，可以获受勋官和勋田，这让很多不爱读书，无法从科举取士的富户子弟趋之若鹜，纷纷以戍边护国作为进身之阶。
因此，立国之初的唐军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新唐书·兵志》中颇有些自诩的写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高宗之前，国家核心区域的折冲府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关内、河东、河南三地的折冲府占全国总量的79.9%。
国家掌控绝对军力是初唐大量胡将领兵征伐，从未出现尾大不掉的根本原因。同时，战时成军，平时兵散于（折冲）府的府兵制，还有效的避免了将领拥兵专擅的可能性。因为，军队和将领间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很难形成固定的利益关系。
虽然府兵制有千般好处，但有两点却是其推行的基础——土地和时间。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作为土地分配制度，唐初经过隋末动乱，有大量无主的土地可以分给农户，而这些人也成了府兵制征兵的基础。
但从高宗起，唐朝的土地兼并空前剧烈，失地农户再也无力负担“自备甲杖衣粮”的重负，府兵制的基础渐渐崩坏。
另外，随着唐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周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吐蕃），三年一期的轮换再也难以保证，甚至出现了“壮龄应募，华首未归”的情形。
长期驻守边疆，让府兵们难以顾及家里的田地，战争的残酷也让府兵遭受沉重的打击，“归乡者十之二三”。
府兵再也不是农户们眼里的香饽饽，千方百计的逃役成了常态，贫苦农户甚至出现了自残手足的情况。
玄宗继位初，负责训练府兵的折冲府已呈现“无人就蕃”的窘境，府兵制名存实亡。
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采纳了宰相张说的建议，开始以募兵方式遴选宿卫边疆的士卒，家属可以随军，官府发放田地屋宅和粮资。
从此，这些被称为“长从宿卫”、“长征健儿”的士卒，开始向职业军人转变，而唐朝的兵役制度也从“府兵制”转向了“募兵制”。
从“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是唐朝的无奈之举，毕竟中原地区的农田无论如何也无法和人口的增长匹配，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是任何王朝都无法解决的癌症。虽然募兵们需要国家供养，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但有一点好处是府兵制难以企及的，这就是时间成本。
府兵制时期，中央军队分散在634个折冲府中，军队组织调动开赴战场需要很长时间，而募兵制推行后，边境地区驻军增加，国家对战争的应急速度大大加快。
除了举家驻扎边境的募兵外，为了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另一种更加危险的举动在边疆地区盛行，这就是“城傍制度”。
说到“城傍制”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其实简单点说就是，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被边将安置在城市周围，故称“城傍”。
相比于府兵制是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度，城傍是种兵牧合一的军事制度，唐庭对归附的游牧民族（“内徙蕃族”），“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
作为唐朝庇护安置的回报，这些弓马娴熟的少数民族，便成了唐朝征战四方的御用打手，迅速提升唐军的战斗力。
凭借募兵戍边和“城傍”牧骑的战斗力提升，天宝年间唐朝迅速扭转了对吐蕃作战的劣势，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都曾多次痛击吐蕃军队，硬拔石堡城之战，便是这种战争态势易转的典型战例。
关于“城傍”制度，长期被研究唐朝军事史的学者忽视，但从曾写下“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的中唐诗人李益诗作《城傍少年》来分析，“城傍”游骑的归附贯穿几乎贯穿整个唐朝，对唐朝的中晚期的历史、军事均有巨大影响。安史叛军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城傍骑兵也是其最有战斗力的组成部分。
《城傍少年》——李益(746-829)
生长边城傍，出身事弓马。少年有胆气，独猎阴山下。偶与匈奴逢，曾擒射雕者。名悬壮士籍，请君少相假。
虽然募兵制和“城傍制”成了提升唐军战斗力的强心针，但其弊端也在逐渐显现。首先高宗之后，边防形势由攻转守，边境地区重兵云集。而中原地区均田制、府兵制崩坏，再加上朝廷刻意粉饰太平，导致不修武备、军制废弛。
到玄宗时，随着边关节度使制度的推行，唐军布置由“强干弱枝”逆转为“弱干强枝”。
云集于边境的驻军多达五十万，为了保证军队的供应，每年朝廷需筹粮百九十万石、钱数千二百一十万、衣千二十万段（《旧唐书》），而开元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可谓国家精力尽汇于此。
除此之外，久居边疆的士卒和边将形成了稳定的隶属关系，进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纽带，边军的性质逐渐从国家军队向私人军队转变。
唐朝的军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均田制的崩溃，逐渐从府兵转向募兵，从兵农合一转向了职业军人，从国家军人转向了私人武装，到唐玄宗时期，国家军队布置的中央空心化已成定局。
但是不是唐庭君臣对此便没有控制措施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军队供应的财权和人事任免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没钱养兵、没权任用亲信，谁跟您混呀？
如果这两点一直能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坐镇边疆的节度使想要作乱，也得好好琢磨琢磨。
但很快制衡边将的最后两项依仗也被破坏，这种破坏是从李林甫打破“出将入相”制度开始的。
唐朝初期，领兵的将领由中央指定，战事结束后将领回朝，兵卒各归其家，由折冲府管理。而坐镇边疆的将领，功勋卓著、深敷人望的会被朝廷选入朝中为相。
这种“出将入相”的惯例不但让边将有了位极人臣之路，也让中央能够详细了解边关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对策。
另外一点，有机会入相的都是边将中的老江湖，各个深谙掌控之术，在边军中叶大根深，接任边将自然不敢恣意妄为。等继任者亲信安置的差不多了，也该差不多该入朝为相了。如此罔替，也算朝廷掺沙子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之前提到，建议玄宗以募兵方式补充军队新鲜血液的宰相张说，便是出将入相的典型案例，与情况显示的还有郭元振、张嘉贞、王晙等十数人之多。正是张说谙熟内外军事的情况，才有能力提出国家军队更替的解决之道。
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九年里，嫉贤妒能，大肆任用胡将。他向玄宗进言道：“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玄宗以为然。
不过，李林甫推荐任用胡将并不完全出于公心，虽然胡将领兵确实很能打，但同时，文化水平不高的胡将显然也没有能力入朝为相，这就变相巩固了自己的相权。
我们还用石堡城之战为例，来说明胡汉将领的区别。石堡城作为河西九曲之地的重要战略节点，历来都是唐蕃两国竞相角逐之地。
公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12月，吐蕃发兵四十万围攻达化县（青海贵德县东），并攻下石堡城。唐军随即展开反击，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分别于公元742年、743年、745年三次试图夺取石堡城，都因为吐蕃防守严密，援助迅速而失败。
公元747年，玄宗携青海唐军连胜之势，派继任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领兵夺取石堡城。
王忠嗣旋即上书唐庭表示：“石堡城地势险要，吐蕃严防死守，救援迅捷。以疲惫之师仰攻坚城，非损失数万众不可得，不如休兵秣马，观察形势之变再谋取之，此为上策”。玄宗闻言颇为不悦。
但王忠嗣却对李光弼（河西兵马使）说道：“国家安定之时，为将者以抚恤军队为宜。我不想以国力，来捞取功名。”
天宝六年（747年），唐将董延光献计请求攻占石堡城，唐玄宗下诏命王忠嗣分兵接应。王忠嗣依旧出工不出力，导致董延光兵败。玄宗震怒，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命王忠嗣部将哥舒翰领陇右节度使。
哥舒翰接任陇右节度使后，率兵六万攻击石堡城，唐蕃两国随即围绕石堡城区域展开连番血战。果不出王忠嗣所料，唐军在付出万余人死伤的代价后，才拼死重夺了石堡城。
有此可见，以文人为主的汉将，会不自觉的考虑军政相辅的问题，更愿意计算耗费比，而胡将领兵则很少有类似顾及。对于一个好大喜功的帝王来说，刀锋锐利的胡将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因此，以安思顺、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为代表的胡将在边军中崛起是有原因的，并不简单是李林甫弄权的结果。
但不管怎样，出将入相制度的破坏，割裂了中央与边疆的互动体系，让边将更容易扶持自己的势力，也为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随后，为了解决边境军队巨量的消耗，唐庭不得已开始在边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一开始军田还是由朝廷派人管理，大唐名相娄师德西部戍边时，就曾管理“营田事宜”，隶属于中央户部。但随着边将权威日重，军田的管理权逐渐向边将倾斜。
而后，军中赏赐、物资采购等事宜，也逐渐由边将控制，边境军镇的财政权渐渐易手。以至于开元时期，节度使甚至获得了地方盐税的管理权，这几乎意味着唐庭将国家最重要财政来源拱手相让。
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朔方节度使开始兼任关内盐池使，据《新唐书 · 食货志》载，朔方节度使管内的盐州、灵州、会州、安北都护府共有十三池。这些盐池所产之盐，除一部分上贡朝廷外，一部分用来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三年后，裴宽升任户部尚书，接任范阳节度使的便是安禄山。
此时的节度使手中，有钱、有粮、有兵，基本具备了造反的全部物质基础，但还有一点不够充分，就是尚没有辖区行政管辖权和人事任免权。唐朝在划制各道时，设置了巡防使、采访处置使的职位，负责检查本道刑狱和监察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
这种一道内节度使治军、采访使治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度使的权力边界。
但天宝中期，唐玄宗给已经开始冒烟的节度使制度，加上了最后一把干柴，他下令将“节度使与采访使分置”的体制，改为由节度使“一人兼领之”，“州刺使尽为”节度使“所属”。
也就是说，节度使在其辖区内，执掌着行政、财政、军事等方面的全部权利，道内大小官员均受节度使节制。
至此，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盛极。又常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远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剩下玩火自焚了，就看那个愣头青站出来振臂一呼了。
那为什么是安禄山不是别人呢？！是因为安禄山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很重要，或者唐玄宗特别喜欢他，使他重兵在握，有机会兴兵作乱吗？和很多人的头脑中的概念相左，安禄山能够逐渐做大，手握重兵并不是因为他很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不够重要，唐庭认为他没有威胁。
吕思勉先生的观点，在“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量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控制西北的安西、北庭、拢右、朔方、河西五大节度使坐拥精兵二十五万余人，占全部全军总量的52.7%。如果再算上西南方向控制南诏、吐蕃的剑南节度使，整个西北军队数量占比超过六成。
而安禄山控制的范阳、平卢两镇军队定额14.6万人，占比不过26%（安禄山只能控制河东的一部分军队）。这也和他起兵15万人，诈称20万的人数相符合。
由此可见，唐庭认为的心腹大患是西北的吐蕃和突厥，而不是东北方向的奚和契丹。与此相吻合的是公元713年—755年间，唐庭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12次，对南诏6次，而对契丹和奚则只有9次和2次。西部军事行动占比高达80%，可见吐蕃、突厥对唐庭的巨大压力。
谁对关中的威胁大，上图可以一目了然了吧！
因此，为避免两线作战，唐朝对东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更多采取的是羁縻怀柔的政策。终唐一代，共有18为公主下嫁外族首领，唐玄宗时期便占到了一半（开元时期6位，天宝时期3位），其中下嫁奚和契丹就达到了7位。这7位公主中，唐玄宗的外甥女多达4人，其血缘亲密度远高于文成公主。
所以，安禄山在唐庭心中的军政地位并没有那么重要，至少没有很多人心中认为的那么重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赖，可以看做是对东北战略方向羁縻政策的延续，而他的军队更多的是用以平衡西北诸镇节度使的一颗棋子。
对于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唐玄宗并不是不知道，只不过他认为控制的住。他曾直言不讳的对臣下说道：“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资治通鉴》）
不成想，严防死守的西北诸镇相安无事，作为棋子的安禄山反了。这才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几近癫狂的根本原因，自以为天纵英明的他，被一个胡人胖纸耍了。
最后，我们来说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安史之乱是自唐朝建立后，一百多年矛盾积累的总爆发，其中既有民族矛盾，也有社会矛盾，还有地域矛盾。之所以会有大量募兵、城傍游骑跟随安禄山反叛，未尝不是寄希望于对河东、河南、河东等道的财富和土地重新分配，以获取利益。
所以，只要均田制、府兵制崩坏导致的中央军队空心化出现，手握重兵的边将掌控人权、财权、军权，安史之乱就一定会爆发，唯一区别只是早晚而已。
如果唐玄宗死得早没赶上，那肃宗、代宗、德宗时期也一样会爆发，或者换句话说，假如没有安禄山这个人，也一样会有张禄山、李禄山、王禄山蹦出来反叛，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性。
那么谁应该为安史之乱负责呢？唐玄宗？李林甫？杨国忠？杨贵妃？还是安禄山？
都是，也都不是！土地兼并愈发炽烈是大势所趋，上述这些历史人物，不过裹挟在天下大势的洪流中，他们能做的不过是加快或延缓事件的进程，指望他们避免矛盾的总爆发是不现实的。
这不是英明或昏弊的问题，而是没有人能够脱离自己的历史属性独立存在。
说的直白点就是“屁股坐在哪条板凳上，就要为那条板凳负责”。所以，制度永远比一个英明的领袖更重要，重要一万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