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时代,清朝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吃尽了现代火器火铳等的苦头?
这是一个伪命题!
清朝不但十分重视火器,大规模装备火器。
看这张图,全是火枪手。
在清军的队伍中,早已开始冷热兵器混用,鸦片战争前有些部队的火器装备率甚至超过40%,并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大刀长矛弓箭。
清军火器装备非常早。清军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充分认识到火器的巨大威力,因而极力用缴获的武器装备和发展自己的火器部队。又招揽汉人工匠和葡萄牙军人研究火器技术。金天聪五年(1631年),清军又开始自己制造火器。从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火器部队,这就是著名的乌真超哈(重步兵),这支部队在后来灭亡明朝的战争中一路摧城拔寨,发挥了重大作用。
清军火器质量好。明军装备的大量火器,却往往不能杀伤敌人,一战而溃。根本原因就是火器粗制滥造,质量不过关。而清军大量装备红衣大炮和鸟铳,火器质量已经超过了明军。在大凌河之战中,清军就是用红衣大炮,轰开了明军的车营,才打了胜仗。双方火炮对轰,一胜一败,足以说明问题。
清军火器战术先进。明军的战术主要是凭坚城用大炮,固守城池。野战则用车营,以大小佛朗机为主要武器杀伤敌人,杀伤力和射程都及红衣大炮。
清军充分骑兵优势,实现骑兵、炮兵和重步兵协同作战。以射程远、威力大的红衣大炮轰击射程近、威力小的佛朗机,以骑兵掩护炮兵、冲击敌军,以重步兵攻坚。多兵种协同配合,在当时来说,战术理念十分先进。
清军火器的特点。清军在长期战争中,认识到火炮的巨大威力。十分重视火炮的发展,而不重视火枪。这一点倒是与明军很像。
在对饿萨尔浒之战中,俄军装备了燧发枪,清军只有火绳枪,最后清军以火炮取胜。在对准格尔的战争中,清军也是火枪落后,而以火炮取胜。这更加坚定了清朝统治者的火炮情节。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朝皇帝对装备燧发枪这样的先进武器不感兴趣。因为他觉得没用啊。老子直接拿大炮轰,还要什么枪啊。
另一个后果就是,清朝在枪械的发展上走了一条奇葩的道路,枪的威力越做越大。最后发明出抬枪这样的奇葩。这根本不是枪,他就是炮!八路军武器少,直接拿过来当炮用。
清朝建国后火器的发展。我们前面说过,清朝统治者是十分重视火器的。清朝建国之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一直没有放松火器的研发装备工作。
这是乾隆御用鸟枪
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
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
清军火枪手
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记载各种火炮85种,同年颁行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大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制式武器。
只是后来承平日久,军备废弛,清朝的火器也就落后于世界了。
满清军队在与俄国和缅甸战争中都见识到了火器的厉害?
简单来讲那个时候的火气虽然威力挺大的,但是其实并不是没有克制他的方法,而且克制他的方法相比较于制造火器要更加省钱。
当时满清和沙皇俄国之间的沙皇俄国所使用的武器要么是火神枪,要么是燧发枪,就当时那种情况而言,燧发枪的可能性更高一点儿,可是无论是哪一种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威力太小了一点儿。
其实火枪的威力他的提升主要是在自己的火药改革的一块儿,也就是后来黑火药转化成为无烟火药,从这个时候开始,火枪的威力才开始出现质的飞跃,而此时由于是黑火药,由于黑火药所学的能量不足,所以在黑火药发射子弹之后子弹的穿透力不如现如今的枪械那样强悍。
这一点在两个国家身上都有所体现,第一在英国光荣革命强后,英国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并不是这些火枪兵,而是骑兵阶层,比如说著名的英国军事家克伦威尔率领的就是李英国的重骑兵,因为这个时候火枪虽然作为主流装备配备进了欧洲的部队里面,但是火车的威力有限,面对重甲骑兵仍然没有办法做到一级必备,反而是重甲骑兵能够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战能力,所以克伦威尔适时地选择了重装甲骑兵,而他所帅的的轴装甲骑兵也成为英国军队的中坚力量。
在这之后拿破仑战争时期,此时欧洲国家进入到了燧发枪的时代,而最发枪使用的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那就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此时拿破仑的军队全面列装燧发枪,而燧发枪也成为欧洲各国之间所标配的主流装备,但是我们却可以发现的便是拿破仑的军队里面却配备了很多的胸甲骑兵,骑兵部队仍然还是拿破仑军队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英国人在此时期的作战仍然还是步兵和骑兵配合使用,尤其是骑兵更是做到了最后雷霆一击的作用。
所以说的此时期的火器在面临奇兵阶层的时候,虽然有了一战之力,但事实上并不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反而由于火枪制造的时候所需要耗费的工时和材料,还有骑兵组建的时候,它的成本二者一箱对比,(今日头条漩涡鸣人yy首发于悟空问答)大家也就更加愿意去选择骑兵部队,这一点在当时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则更有体现。
你说满清不重视火器的发展嘛,肯定也是重视的,毕竟火器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制胜的标志,尤其是在戚继光的时代,可以说火器真正的做到了整支军队的普及,戚家军也是明朝军队内部火气标配数量最多的军队。
可是呢,在面对骑兵这个军种的时候,火气仍然还是有自己的先天不足,比如说骑兵一旦近身作战,拿着火枪的步兵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抗,而且火气他的操作比较繁杂,制造成本比较高,在面对骑兵的冲锋的时候,他的射程还不是太远,所以骑兵可以在火枪兵填装弹药的时候直接冲到火枪兵的面前,然后将对方给击杀。
在配备众多骑兵的满清政府看来,标配一支全属性的火枪部队是一件划不来的事情,尤其在萨克曲之战里面,清朝还配备了一支神秘的特种作战部队,其实这一只特战部队就是一只藤牌军,而他们所标配的铜牌也是一款能够抵挡火枪射击的秘密武器。
由于拥有了这么多的反制手段,所以清政府也不认为火枪未来会对自己产生重大危险,在这方面自然就不愿意下苦功夫,毕竟研制武器这东西所消耗的资源呢,不是随随便便所能承受得起的。
时间一长自然清政府就忘记了去研发火枪,直到后来英国和法国进入中国作战的时候,听政府才发现自己的骑兵面对敌人的火枪,结阵的时候有多么的不堪一击。
三国时期战争有火药吗?
没有,火药在唐朝末年才被用于战争,北宋才有了炸弹的前身。
唐朝末年
据宋代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唐哀帝时(十世纪),郑王番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这可能是有关用火药攻城的最早记载.大约到晚唐时期(9世纪末),我国首创的黑色火药问世,并很快应用于军事.
在此之前,硫磺和硝常常作为纵火剂在战争中发挥威力.三国时,吴国攻蜀国,用船装载茅草.兵士们每人手执茅草一把,内藏硫磺和陷硝,自带火种,另一手拿刀枪,接近敌阵后,顺风点火,火势蔓延700里,蜀军大败,迫使刘备退居白帝城,那时兵家们用硫磺和硝作为燃烧剂使用,是采用火攻时的有效物质.诸葛亮带兵攻打陈仓城时,动用云梯近百乘,一乘可立十数人,周围用木板遮护,再加上短梯软索,兵士如蚁沿城墙攀登,谁想城上守军三千,各执火箭,分布四面,火箭齐发,云梯尽燃大火,无法攀附.诸葛亮又派冲车,守军用石块凿眼穿绳,甩打下来,冲车被打折,就这样昼夜相攻,20余日无计可破.这里所用的火箭,只是带有纵火剂的弓箭,主要起助燃作用.还有一次,诸葛亮派兵攻打乌戈国,将黑油柜安置在山谷中,油柜内预先安置火炮,名叫“地雷”,一炮中藏九枚,30步埋一个,中间用打通节的竹竿引出药线,一发动,出损石裂.这是《三国演义》中的描达,按史料记载,地雷是宋代产生的兵器,所以三国时使用地雷,也只是演义中的想象而已,但是用纵火剂——硫磺和硝等物质进行火攻,却是事实.904年,郑璠进攻豫章时,曾经“发机飞火”,
据考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火药应用于军事的记载.唐代晚期,火药从炼丹家手里传到军中,兵器家们于10世纪初造出火药火器—一飞火,并应用于战争.火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兵器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冷兵器与火器并存了很长一段时期之后,进入火器时代.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开始于北宋.。
清军数千门大炮难道是摆设吗?
我不知道您这个“几千门大炮”的概念是从哪里得来的?
尽管就全国常备兵而言清军占绝对优势,但由于清朝八旗兵是“大集中”体制,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京营八旗根本未参战,驻防八旗也只有乍浦、镇江等寥寥几个据点因英军攻到家门口才卷入战事,而绿营兵则是分散部署于全国数以千计的“汛地”,战时需要从多不过百余人、少仅两三人的“汛地”抽调兵力,临时编组赶赴战场,然后再进行战时编组才能投入战斗,由于清军调动缓慢,而英国舰队移动迅速,经常出现英军已到福建清军还在拼命往广东集结,或清后续部队好不容易赶到浙江慈溪一带而英军已经冲进了长江口的现象,因此除浙江余步云部失败的一次反攻,清军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外,绝大多数战斗中英军即便人数上也并不比投入战场的清军少太多,而在两次舟山战役和镇江战役中,兵力占优的居然是英军。
横档水战中被击毁的清军战舰“红单船”,每艘只有12门炮甚至更少
如果您承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与英军差距最小(或不妨说清军占优)的,是兵力对比,而这个“兵力优势”也不过如此,那么您就该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或许清朝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数千门、甚至不止数千门的大炮,但具体到每次战役、战斗,即便火炮数量上,占优势的也往往是英国人:最初英军投入战舰16艘,运输舰28艘,武装轮船4艘,总计火炮540门,其中最强大的3艘风帆战列舰,每艘三层炮甲板,装炮74门,此外有装备四十四门炮的重型巡航舰三艘,二十八门炮的三桅快速巡航舰两艘,二十门炮的轻型巡航舰五艘,十八门炮的二桅纵帆船两艘,十门炮的小型纵帆船一艘,而与之对抗的清朝广东、福建水师,最大的旗舰“红单船”和“同安船”也只有20门炮,主力舰船只有四门炮,鸦片战争期间最大规模一次水战,清军出动11艘舰船,结果全部被击毁,英军从毁坏的清军船只上只捞到82门火炮,平均每艘还不到8门,比英军最弱的一艘战舰还少两门。而岸上呢?从海口到广州一共11座炮台,炮位总共也只有300多门,英军舰队每次只攻打一座,火炮数量通常都是10比1,甚至更多。
北上攻击厦门的英军舰队,画面中最大的为战列舰“威里士厘”号(HMS Wellesley),系海军分舰队司令伯麦准将(JamesJ.
G.Bremer
)的旗舰,仅这一艘舰就有74门炮。林则徐实际上已经朦胧知道火炮和军舰的劣势,试图通过购买外国舰船加以弥补,他先后从丹麦、美国和葡萄牙商人那里购买了至少5艘外国舰船,但身边没有懂得海军的人才,买来的舰船质次价高,根本就不是战舰,而是中看不中用的武装商船,比如他曾寄托厚望的“甘米力治”号,排水量高达1080吨,但装炮却只有区区34门,且速度慢,回旋更慢,在乌涌面对英军的战列舰、巡航舰一战即溃,表现甚至不如尺寸小得多的清朝水师师船(因为后者再烂也终究还是一艘战船)。
中看不中用的“甘米力治号”,这是一艘大型西洋武装商船,结构、火力均不足以让它抗衡英国的巡航舰,更不用说战列舰了。
这是说数量,质量方面差距更大。
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的主要还是发射实心弹的前膛加农炮,辅以少量发射霰弹和“炸弹”的前膛臼炮,以及火箭,就原理而言,和清军使用的火炮(主要是源自17世纪荷兰技术的“红衣炮”,即重型加农炮和源自同时代葡萄牙技术的“佛朗机”,即轻型子母炮)尚没有代差,但英国已开始工业革命,火炮使用新式反射炉铸造,炮管光滑,厚薄均匀,可以长时间发射不炸裂变形,确保发射精度。英军火药采用科学配方,“炸药”爆炸力强,发射药则拥有更强的推送力,这样的火炮射程远、火力持久度高,精度也高。
反观清朝,造炮仍然靠传统经验和旧式铸铁法,制造的铁炮身管厚薄不均,粗糙无比(关天培战前检查刚铸造的铁炮,发现有的炮身布满气孔,最大的能装下一碗水),一旦开战不但打不远、打不准,而且多打几炮就会炸膛。为避免炸膛清人只能选用昂贵的铜炮,或把炮身加厚(因此居然有一万二千斤的大炮),但清朝万斤大炮的装药量还不如英军几百斤的火炮,威力、射程的差距可想而知。
除了火炮本身,在其它方面差距更大:清军火炮的瞄准装置只有最简单的照门,甚至照门都没有,只能靠经验和粗糙无比的“吊线法”,而英军已有了较精密的瞄准装置;清军火炮的炮架通常就是一个简单的木床,发射后复位就要重新瞄准,且很难旋转,更不便移动,而英军不论海军炮、野战炮,都装有更先进的炮架装置,按照清方炮术专家丁拱辰事后的总结,一门英方使用了新式炮架、可以迅速转移射界的火炮,战场效力超过几门安放在老式“炮床”上的清方火炮。战后清方复盘,认定炮架差距比炮本身更大更致命,因此曾发愤追赶,也因此出现了以制造炮架和瞄准装具著称的丁守存、丁拱辰等人,可惜欧洲人进步更快,到了“二鸦”,清方炮架的差距并未弥补太多,炮又被拉开了代差。
虎门炮台设计者关天培在《筹海图集》中绘制的虎门各炮台图,这种明代抗倭时适用的“一线式”筑垒炮台,在鸦片战争时已不堪一击
此外,炮台筑垒的差距就更大了:清朝在鸦片战争期间仍然用明代抗倭时流行的线式筑垒,即在岸边建造一圈石墙,石墙后安防几个炮位,既没有交叉、分层和侧面、后方火力,也没有侧翼和背后的掩护,更没有近代永备炮垒所必备的埋藏式火药库、炮位顶盖、壕沟等设施,而且在筑垒时偏爱用石头而非更耐新式炮火轰击的“三合土”,结果非但挡不住英军从侧面、后方的迂回,即便正面硬抗,石墙也会被对方优势炮火轰得石屑迸裂纷飞,大量士兵并非被炮火炸死,而是被这些石屑崩得站不住脚,就此溃散。
看到这,您能告诉我,打算让鸦片战争时的清炮兵怎么打赢这样一场炮战么?
明清时期军队都有火器部队?
明亡清兴的六十年间, 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及传教士的东来, 加之战争的催化作用, 交战双方的目光几乎同时聚焦到原本不被重视的火器身上, 火器的制造和使用重又起步。而这一时期也恰恰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火器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数以万计的各种火器应用于战场。从万历四十六年( 1618)至天启元年( 1621) 的三年时间内, 明朝发往辽东前线的将军炮、佛朗机、神枪等各式火器共 42974 位( 门)。数量之巨、种类之多, 实属惊人。
而皇太极即位后, 也痛定思痛大力发展火器; 建立了火器部队——“乌真超哈”,使原本只善于野战的八旗军拥有了不可或缺的火力支援与攻坚力量。此后, 清军武器的劣势顿为改观, 明军以炮守城被清军用炮攻城所打破。即使在入关后, 清军凡遇到顽强抵抗, 无不用炮轰作为制胜妙方。南明政权的重要据点,杭州、金华、建宁、广州等, 都是被大炮轰开的。然而, 问题在于当清初的大规模战争停止后, 身为火器使用受益者并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清王朝, 却使火器发展陷入了至今仍令人费解的停滞阶段。此后 200 余年间,中国火器发展始终停滞不前。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清朝初年中国大规模生产先进火器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火器的生产离不开铸造工艺、铜铁冶炼、火药制造等要素的支持。但仍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 恰恰难以在这些方面给予充分的保障。中国在火器铸造工艺以及铜铁质量上较同时期的欧洲各国有较大差距。经过工业革命的改造, 欧洲各国的铜铁冶炼质量普遍提高。清朝依然在使用落后的土法炼铁, 不仅产量低, 而且杂质多、韧性差, 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 伤敌不成反伤己。
第二,清代火器发展停滞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客观因素, 在火器发展过程中所受的思想意识领域的强烈抵制和国家制度层面的禁抑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与地理环境相适应, 对内不对外的“严防非攻”内守型思维, 即中央政府所拥有军事力量只要达到有能力镇压国内人民反抗, 维护政权的稳定就达到其设置的目的。“重文轻武”主张教化的儒家思想和把火器研发视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也对火器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
第三,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有一种有别于汉族统治者的独特统治心理——努力保护骑射, 维持满族武力优势, 猜忌防止汉人武装的强大。这种狭隘的思想更是从根本上断绝了火器在中国发展壮大的一丝希望。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 满洲的“弓马骑射”对于以步兵为主的中原军队具有天然的优势。既然清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火器是对付游牧民族, 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 自然也对火器的先进性和强大威力心知肚明。不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火器的强大威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而是统治者的虚骄心理和保守心态在最大程度上抵制了它的发展。
火器的制作和使用如果不加以禁止, 显然更易于手工业发达的汉族用来制造装备, 加之火器使用和操演极为方便快捷, 更利于在占人口和生产技术双重优势的汉族中迅速普及, 这对以少数人口统治多数人口, 生产方式落后, 且一向被“华夷之辨”所困扰的清王朝统治者而言, 意味着统治基础的动摇和王朝赖以生存的武力优势的严重削弱。火器能够使卑微的、甚至从未经过任何军事技能训练的步兵也可以对多年苦心培养出来的精锐骑兵形成致命威胁。
第四,缺少强大外部敌人的刺激也是清朝火器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四周缺乏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邻国。清朝定鼎中原后, 与三藩、台湾、俄罗斯、蒙古准噶尔部先后发生过战争。这些局部战争中的对手多是割据政权和游牧民族, 与同期的八旗相比, 他们的训练和装备无疑都处于劣势, 似乎没有可能对清王朝产生致命的威胁。正因为缺少强大的敌人和拥有有利的战略位置, 使得强盛中的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居安思危的警觉, 手中先进的火器也逐渐被西方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