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要塞军需官，亲戚孩子当兵怎么祝贺？
1 可以祝贺亲戚孩子能够有机会为国家服务，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 可以解释原因，因为当兵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需要亲戚孩子具备顽强的毅力与乐观的心态，能够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同时也需要承受一定的风险和压力。因此，他能够顺利地成为一名士兵，这说明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大考，值得祝贺。3 可以在内容延伸方面，可以提醒亲戚孩子要时刻保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至上精神，遵守军纪，严格遵守训练要求，增强军事素质，继续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做贡献。同时还可以祝愿他能够平安归来，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为什么印度最近这么猖狂？
印度，南亚地区实力最强的国家，面积大、人口多、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2019年经济总量超过2.85万亿美元，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德国的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随着印度实力的提升，其称霸印太地区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不仅与中国、巴基斯坦等邻国持续对峙，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而且积极入常，以获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实，印度之所以如此猖狂，虽然有美国等域外势力的唆使和支持，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印度自身的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经济规模的大幅度提升，为印度发展军事力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特别是印度对先进主战装备是通过买买买的方式构成的，因此有钱的印度可以快速购买全球领先的武器，从而快速增强印军的实力。
但有钱的印度，并没有达到可以像中东土豪沙特阿拉伯那样，斥巨资购买大量的不管用得到或者用不到的先进武器，因为印度的经济总量虽然上来了，但是印度的人口基数很大，人均GDP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印度的武器采购达不到沙特那般的阔绰。
由于自身的军工实力有限，印度的很多现役装备几乎都是从欧美国家进口的，比如美国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战坦克、法国的阵风和幻影战斗机、俄罗斯的苏30MKI战机甚至连航母都是从英国购买的二手货，或者从俄罗斯租借的航母/核潜艇。可以说，这些从欧美国家进口、租赁的装备，一道构成了印度所谓世界第四大军事力量。
盲目的自信，冲昏了印度当局的判断力，误以为可以彻底解决与巴基斯坦多年的恩怨，甚至可以报1962年中印战争的一箭之仇，顺便从中国再强占一些土地……
可是，这次印度又错了！
图为印度洲际导弹的射程范围
如今的巴基斯坦也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中国更是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军事力量位居第二或者第三的世界性强国，凭借从国外高价买来的几件先进武器，就想扭转印度与中国之间巨大的差距，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唆使印度等国在中国周边搞事情，想通过引发中国同周边国家爆发的军事冲突，削弱中国的实力，阻断中国民族复兴的进程。另外，通过中国参与的周边战争，还可以窥测中国军事实力，找到中国军事上的薄弱之处，然后寻找破解之道！可谓是用心险恶啊
所以说，印度最近之所以这么猖狂，的确是因为它的实力有了一定的增长，特别是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给了印度自以为战无不胜的自信，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唆使和暗中支持，印度才好如此嚣张！但印度是虚胖的，一旦真的开打，印度手里的那几架战机和各种武器弹药根本不足支撑持久战争。倘若印度的进口渠道被封锁或者停止供货，在战争消耗殆尽的印度只能拿着木棍上前线了……
1937年到1949年中国能造的最先进武器是什么？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的英勇表现已经被广为传颂。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国的航空科研人员亦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顽强地开发了一系列军用飞机，尽管它们没有能够扬威于长空，也鲜为人知，但这一切不应该被埋没。
▲“研驱”系列战斗机
提到前掠翼飞机，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俄罗斯的苏-47或是美国的Ｘ-29，或许还会有人想到纳粹德国的JU-287（世界上第一种前掠翼重型轰炸机），但又有谁会想到，在战火连天的上世纪40年代，中国科技人员已在提高机动性的要求下开发出采用前掠翼的“研驱”系列战斗机。
事实上中国的早期的航空工业与其他的国家相比起步并不晚,最早有1909年制造第一架飞机的冯如（1883-1912，非常遗憾的是他在国内的一次飞行表演失事丧生，享年29岁，他拥有着中国航空史上的多项第一），后有谭根、饶国璋、张富天、袁葆光、田培业、潘鼎新、朱家仁等诸位先驱的不断努力奋斗下，各地方政府也开始了向国外飞机和各种零部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空军和地勤。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十几家的飞机制造维修工厂（较为知名的有：由福州到上海的海军制造飞机工程处，由广州、韶关、贵阳、昆明到宜兰的第一飞机制造厂，由南昌到南川又回南昌的第二飞机制造厂，由成都到台中的第三飞机制造厂，桂林的第四飞机制造厂，由杭州到垒允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大定、广州到台中清水的发动机制造厂，由杭州、长沙、乐山、回杭州到台中清水的降落伞制造厂，由成都到南昌再到台中的航空研究院，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们大都经过屡次的迁移），除修理各型空军使用之作战飞机外，也自制及仿制各型飞机的零部件，同時也进一步的仿制及改进飞机。
但是当时我国各项与航空相关配套的基础工业不是还未形成就是实在是过于薄弱，以致于影响到了航空工业本身的发展。再加上当中国先有军阀割据，后有日本侵华，在长期战乱中，航空工业也就始终未能得到稳定的生存环境，发展自然也就更显得事倍功半，进展缓慢了。
而当时各地中发展最好的还要数广东飞机制造厂，这和广东地方政府不迷信外国飞机，也敢于使用本国飞机有着很大的关系。从1928年起，广东飞机制造厂开始研制飞机，并将所有的飞机都定名为“羊城号”。据统计，广东飞机制造厂在1936年前共研制生产了“羊城”系列的教练机、驱逐机、轰炸机达60多架，成为中国当时在飞机研制方面成就最大的航空工厂。
1934年，广东飞机制造厂改为韶关飞机制造厂，与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合作生产飞机。当时，该厂的主要任务转为修理和仿制外国飞机，但也自行研制出“复兴”式教练机。到1939年，该厂共仿制成美国“霍克”Ⅲ式飞机44架，生产“复兴”式飞机4架。1939年，韶关飞机制造厂迁到昆明，改为第一飞机制造厂，1941年再迁到贵阳。此时，工厂除了继续制造外国飞机外，还自行研制了“研驱”系列战斗机和中国最早的直升飞机，以及进行自行设计的“复兴”式的改进，其中“新复兴”丙的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292千米，“新复兴”甲的速度为每小时285千米。不过它们的制造数量都很小。
▲“复兴”式教练机
当时随着战争的进行，在研制中的几种飞机都遇到了困境。此时担任工厂厂长的朱家仁（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坚持在自己家中继续研制飞机，这种坚持在以后“研驱零”战斗机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朱家仁早在1936年南京航空修理厂时就已自己设计制造了“苏州号”双翼教练机，其间历时六年，终告完成。当时的第一飞机制造厂由于战争的原因，被分成了两部分，昆明厂区在朱家仁厂长的领导下主要负责制造“新复兴”甲，“新复兴”丙及仿制俄式I-15的忠28驱逐机，，另鄒文耀副厂长则负责贵阳厂区的“研驱一”（XP-1），“研驱二”（XP-2）的设计制造工作，此外朱家仁还亲自主持了“研驱零”(XP-0)以及直升机的研制。
▲研驱零号战斗机设计师朱家仁
从1943年起，他在自己家的后院里设计制造了“研驱零”前掠翼战斗机。“研驱零”机身机翼均采用木质层板制造，经两年多的时间研制完成。在各项性能测试中，该机在设计上大体均无问题，但在细节及各功能整合上，有无缺点就还不得而知了，“研驱零”随即试飞，地点在昆明附近的杨林机场，试飞官为驻厂试飞官王中校。当王中校将该机升空后，飞机在空中绕场飞行一周后，开始降落，发现该机降落时速度过快，仓促间，左轮先着地，结果失事，整架飞机摔毁，只剩飞机中段座舱区倒卧地面，但幸运的是，王中校自己由残骸中爬出并丝毫未伤，然后设计人员也不气馁，再接再厉，在1944年又生产2架，经试飞性能尚佳，与同等级外购飞机性能接近，但在对新材料的使用上，仍是边飞边测试，1945年再生产2架，1946年由于抗战已经胜利，作战部队需求降低，不得已只能使用库存余料制造，最后又生产5架，该型机总共是生产了9架。
▲研驱零号战斗机
而与此同时贵阳工区也正进行着“研驱一”飞机的研制工作，“研驱一”是1941年底开始设计的下单翼战斗机， 1945年初在贵阳制造完成，但在第一次试飞时坠毁。这是中国最早的下单翼式布局飞机之一。“研驱一”的气动设计颇有特点，机翼采前掠式，机翼之内翼有大下反角，而外翼则采大角度上反角的“倒海鸥”设计（类似德国JU-87“斯图卡”），共生产了两架，其前机身、中机身及内翼均为均为金属结构，主要材料为4130铬钼钢，后机身含垂直尾翼、水平尾翼、方向舵、升降舵及外翼，则采用木质结构层板蒙皮及蒙布，而这些原材料则由在成都的航空研究院总部、航空研究院层板制造厂及在成都东南约180公里的隆昌航空研究院蒙布制造所所提供。后机身（木质）与中机身（金属）接合，依靠由4根螺栓上妥扭力接合而成，其中由前机身飞操依靠将操纵钢绳连接到后机身可操控到各个操纵面。 由于发动机设在机头，而后机身及外翼均为木质，为达到重心平衡，又增加配重，使原采木质减重构想受到抵消，以至于造成机身局部过重，原设计构想“研驱一”时速可达每小时580公里以上，最后只能达到每小时547公里的速度了，但在当时仍然是相当高速的了。
发动机部份，一厂早在设计之初，即呈报航空委员会申请发动机两台，但当时物资缺乏，航空委员会就调用了由在四川南川的第二飞机制造厂提供一架失事坠毁的C-47型运输机的两台修复的发动机进行周转，而螺旋桨则亦由第二飞机制造厂新制提供。据资料应为莱特旋风（Wright Cyclone）SGR-1820发动机，推力为710匹马力，发动机罩则采用木质模具仔细修模，尤其须与前机身前缘模线相符合而不致于造成气动阻力，整个发动机罩采用4片式外罩，材料为2014铝合金，并将并将之热处理到T6状态（溶体化处理后人工时效，能提高拉伸强度），白铁工场人员（钣金工作）必须顺着模具敲打成形再切边去除毛头，由于当时并无大型冷冻柜设备，为维持T6状态必须在6个小时内完成。
座舱罩则采美制飞机旧型座舱罩予以改装（可能是来自P-40），螺旋桨的颜色，则与当时的大型机相同，全部涂成黑色，只在螺旋桨叶尖端涂刷黄色。由于首次试飞旨在验证其设计构想，以及测试飞机与发动机匹配程度，因此该机未加装武器、机枪等，也未加装左红右绿之航行灯，起落架收放液压系统也暂未安装，飞机也未喷涂机号、序号，涂装上采上视为橄榄绿颜色，下视采天蓝色，垂直尾翼则采空军制式的6道蓝白相间横条，国徽六枚（分别在机身左右两侧及机翼两边上下各一）。
试飞工作由第一飞机制造厂驻厂试飞员谭寿（旅美华裔飞行员，1927年回国，曾任广东航校第三期教官，广东空军第一大队队长，在抗战前调升第七大队大队长，后请调广州任广州空军总站长）担任，试飞地点就在第一飞机制造厂贵阳厂区旁之贵阳南门机场，该机场跑道为南北向，本身为泥土路面，未铺柏油、水泥至北跑道头稍有斜坡。
1945年1月18日，天气预测适合飞行，“研驱一”机况也已调整妥当，上午9时在离南门机场北跑道头不远之第一飞机制造厂办公室外举行简单的首飞任务提示，其中主要为当天起落架不作收放，而且当时起落架暂未装液压系统，起落架采用了往后收起式，在座舱左侧有一摇柄，试飞员可使用手摇方式作收放，但因首飞日不实施收放，因此摇柄不需使用。
▲“研驱一”战斗机
10点试飞员谭寿上机由跑道北头低速滑行至跑道南头，再作180°转弯，飞机朝北待命，此时一切顺利正常。当“研驱一”的发动机声音开始加大，螺旋桨旋转速度也趋高速，但见飞机开始滑行，速度由低而高，约500余公尺后腾空而起，证明了飞机的可飞性。当飞机拉高到四、五百公尺高度时，飞近了第一飞机制造厂之木工工场上空时，开始左转，属高速大转弯，其速度窜升均称理想，但当第二次极速小转弯时，开始有不稳定的跳动现象，接着飞到朝阳洞山区时开始实施部份飞行动作，首次拉高，机头即下沉而失效，改为平飞后数秒，再作第二次拉高机头准备爬升，机头还是下沉，但见数次拉高无效，因当时机上未装有无线电设备，地面人员无法了解细节，紧接着飞机再作转弯准备返回机场落地，因速度仍非常快速，而且有失速现象，而开始急速下坠，由参观人员角度看到“研驱一”向机场西南角螺旋摔落，恰被几幢建筑物及大树遮住，但见一阵尘烟，飞机坠毁在贵阳市郊鸿边门地面，试飞员谭寿当场殉职，也造成了地面部份损失，幸未伤及其它人。
事后，该厂配合航空委员会将设计资料及各测试报告送交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航空系及在成都的航空研究院，进行审查研究，结果中央大学航空系分析的结果为稳定性不足，试飞风险大，而航空研究院则一直未有结果答复，但第一飞机制造厂贵阳厂区则有人怀疑，是使用了翻修后的发动机做为新机首飞风险太大，飞机设计制造本身并无问题，众说纷云。
1944年“研驱一”完成设计纳入制造时，设计小组已打铁趁热开始设计其延伸型“研驱二”，使用与“研驱一”相同的发动机为设计基础，但1945年初“研驱一”试飞失事后，终止了“研驱二”计划。1946年，不甘放弃的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的设计人员甚至引进了英国“流星”战斗机使用的“德文特”（Derwent）喷气发动机，并在随国民党军撤退到台湾后，于1952年提出了喷气式战斗机CXP-1001的研制计划，这种外观和性能上与F-84有些类似的喷气式战斗机如果研制成功，则台湾的航空工业可能会很早地达到亚洲一流水平，但当时的政府根本不给予任何支持。“喷气式研驱”终成梦想。
由于“研驱”战斗机没有参加实战的机会，我们也无从证明它性能如何，但从设计思路上看，还是要比中国空军早期使用的机型（如英制“斗牛士”、寇蒂斯“鹰-75Q”、伏尔泰、I-15系列、I-16等）先进，与P-40大致相当，尽管“研驱”系列为木金混合结构飞机，但是，二战中不少优秀战机亦是木金混合结构，如苏联的“雅克”系列、德国Me-109后期型等，英国的“蚊”甚至是全木结构战机。如果说“研驱”战斗机开发中最大的阻碍，恐怕就是缺乏匹配的发动机，无论首飞失败是否与发动机直接相关，将C-47运输机的发动机用于一款战斗机都是十分无奈之举，捷克产的S-199战斗机（安装了He-111轰炸机的发动机的Me-109G）也是事故频频。采用坠毁C-47的发动机更是其致命伤，不仅原先设计的性能指标受到影响，安全性也随之降低。（时至今日，发动机仍然是困扰海峡两岸开发先进战机的主要难题）。然而，任何一型飞机都是需要不断改进才能达到其设计要求的，一旦失败就指示停止研制，很难说当时的决策者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获得了美制战机，但本国的开发、研制能力毫无疑问是最为宝贵的。事实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工业基础并不很发达的国家也可以开发出性能不错的战机，如“波兰海鸥”--PZL系列和罗马尼亚的IAR-80。
但在当时的中国有种奇怪的现象：自己的飞行员驾驶着短缺的外购战机与日寇拼杀，空军高层对本国开发的机型却毫不在意，更不用说交付部队试用和参与实战了。这对当时的中国航空人来说，实在是一种悲哀。但无论如何，中国科技人员可以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用手上极其有限的材料制造出不很落后且极有特点的战斗机，绝对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于1944年8月成功研制出了“中运1号”双发中型运输机
▲现今还在博物馆中的“中运1号”双发中型运输机。
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与“中运”系列运输机
“中运”号是由四川南川飞机厂设计制造的。1935年，中国和意大利签订合同，在中国南昌建厂招聘员工修配飞机。，全名为航空委员会下属的中央南昌飞机厂。1936年，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首先修理了“美龄”号飞机和两架意制菲亚特式飞机。1937年开始，该厂按计划制造20架教练机和6架大型S-18双发轰炸机。尽管中国只承担了约20％的生产工作，但设计制造这种双发动机大型飞机在中国还是第一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底意大利员工回国，工厂开始疏散机器设备。这年8月，日机来犯，炸毁了厂房和未来得及疏散的物资。1938年，当局决定从南昌撤退，人员和设备大多由鄱阳湖乘木船经九江、武汉，再历尽艰难蜀道，到1939年上半年，人员设备才陆续撤到重庆，转至四川南川县建设厂房，改名为第二飞机厂（通常称南川飞机厂），朱霖任厂长，逐步恢复生产。
从1939年到1947年，这个厂研制了6种飞机。忠28甲下单翼驱逐机是仿制苏制伊-16飞机（请与前忠28区分开，忠28是双翼战斗机）。但由于没有图纸，自己设计的部分还是比较多的。它的重量为1556千克，最大速度每小时455千米。先后造了3架。第二飞机制造厂后来又将这型飞机改成教练机，共制造了30架。这个数量在当时是很高的。
1940年到1942年，第二飞机制造厂试制了两种滑翔机，生产量有30多架。该厂还曾在缅甸装配过美制P-40“战鹰”式99架。而这个厂在抗战期间最大的成就是自行研制了中国第一种中型运输机“中运一号”以及它的改进型“中运二号”。
在战争的岁月中工作是非常艰苦的。第二飞机制造厂当时约有600多名员工，厂址在离南川县城南40余千米的丛林沟还有5千米的一座深山中的一个叫海孔洞的自然山洞里。洞内两侧建厂房，洞口及附近山谷建办公厂、水电厂、木工厂、机身制造厂和宿舍等。厂区在当时并不是隐蔽的，但日本侵略军飞机多次侦察，妄图一举炸平这个在当时惟一制造飞机的工厂，却始终未能发现。然而交通极其不便，也给工厂生产、生活带来难以想像的困难。物价飞涨，生活也极困难，“中运”号小型运输机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困境下，从1941年冬季开始自行设计制造的。由林同骅任总设计师，顾光复、高邦俊任副总设计师，设计员有陆孝彭、张桂联、程宝蕖等20多人。为了加快进度，他们边设计出图，边生产，还经常到现场解答图纸问题，听取设计工艺修改意见。到1942年秋，基本完成总体设计、理论模线绘制、气动力计算、载荷分布、重量分配、强度计算等工作。由于没有风洞，所需一切空气动力学数据均取于书刊杂志，由设计人员鉴别选用。后由于某些原因飞机研制曾暂时停顿。1943年又恢复工作，仅用一年多时间，1944年8月就完成了设计，总装出首架飞机，被命名为“中运”1号。1944年春夏，日军大举向中原进犯，打通了粤汉、平汉路后，进逼西南大后方。这一年冬，贵州独山失守，西南危急，第二飞机制造厂、贵州大定乌鸦洞航空发动机厂均接到准备搬迁的命令。第二飞机制造厂的员工们将飞机拆开分装在几辆汽车上，为躲避日机侦察和白日路面紧张，车队昼伏夜行，经过七八天周折，终于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再装配起来试飞。
“中运一号”因受战时航空材料限制，采用了木质和金属混合结构，只有副翼和襟翼采用铝合金结构；乘员11名，除正、副驾驶和领航外，可乘旅客8人；两台莱特公司的旋风975E3活塞式发动机，由发动机架安装在中翼上,功率为330千瓦；起飞着陆的起落架为后三点式，主起落架可向后收缩到发动机后舱；机长11.05米，机高11.95米，翼展15.85米，正常空机质量3147千克，最大起飞重量4540千克；最大平飞速度为344千米每小时，实用升限为5334米；巡航速度下续航时间为5.95小时，巡航速度下航程为1696千米。首飞时试飞员、林同骅、检验员林同骥（林同骅堂弟）一同登机，顺利升空，在白市驿机场上空盘旋20多分钟后，平安降落，成功完成首飞。经数次试飞后，决定由重庆飞往成都。厂长对参加设计的员工很满意，对飞机也很有信心，亲自登机，与林同骅等一起飞行。11月18日，经59分钟，写下了自行设计制造的小型运输机“中运一号”由重庆到成都的处女航记录。在成都，试飞组在林同骅等设计制造人员协同下，按试飞法规逐项试飞，获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1946年底，“中运一号”奉命移交给国民党空军空运大队。在“中运一号”的基础上，又改进、设计试制了““中运二号”，机体结构与一号大体相同，但起落架采用了成套的美制P40B战斗机的液压起落架，并且在尾轮机构、襟翼操纵、机舱内部和安全舒适性方面，都有较大改进。1948年2月19日，“中运二号”在重庆首飞成功，稍有颤振。飞机外观光滑美观，为人称道。之后，对“中运二号”还不断进行了改进。并开发出全金属结构的“中运三号”，“中运三号”的设计速度则达到353千米。但此间，国民党发动的全国内战正酣，“中运”号飞机始终未投入成批生产，当然也就没有投入航线使用。
仅从性能参数上看，“中运”系列运输机已经不输给使用至今的苏制安-2（运五）运输机，而在该机研制过程中，我国科技人员表现出的良好素质和无畏的勇气着实可嘉。“中运”号的诞生和命运，至今对于我们仍有启发。
▲民国时期研制的蜂鸟实验双桨共轴直升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各国尤其是美国直升机的研究发展及生产制造技术，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同时，有关直升机的各种技术资料业逐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包括中国。
中国在抗战时由中央航空研究院开展过有限的直升机理论研究。1944年，清华航空研究所曾在大后方的昆明从事过直升机的研究，并有论文发表。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朱家仁亲自主持之下，使用第一飞机制造厂现成物料及设备，积极展开了直升机的设计制造工作，命名为“蜂鸟”甲型单座直升机，事实上在这之前，于1944年朱家仁已设计共轴式（又称套軸式）（Co-Axial）及制出十分之一尺寸的模型一架，并进行了各种试验及测试工作，而且获得部份宝贵技术资料，这些资料理所当然的运用到“蜂鸟”甲型单座直升机的设计上了，该机采用了共轴式双旋翼（两副旋翼上下共轴安装且转向相反，反扭矩相互平衡，以卡莫夫设计局的卡－32,卡－50为代表），1948年3月完成，并作离地试飞（Tie Down Test），该试飞工作是将前轮及左右两轮用绳索松系于三个埋在地内的铁钉（桩）上，但首次试飞该机时，当旋翼开始高速旋转，攻角（冲角）慢慢增加到8度时，该机离地约1 尺，突然系绑右轮的铁钉（桩）因部份泥土松软而松脱，使该机整个向左前方倾倒，造成旋翼触地损坏及部份相关零组件受阻，庆幸试飞员安全措施准备充分，并未受伤。
朱家仁并未因此而灰心，在将该机所获得的经验、教训总结之后，试制“蜂鸟”乙型单座直升机一架，于1948年7月完成，“蜂鸟”乙型直升机的设计技术数据为：发动机功率91.7千瓦，旋翼直径7.62米，机高2.63米，总重725.5千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36千米，航程219千米。该型机从外型上较甲型稍小，且更为流线形，看起来十分漂亮，采用封闭式坐舱，可以说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上同类直升机，在当时真的是难能可贵的！
1944年开始设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同年秋制成蜂鸟甲型（上图），48年制成蜂鸟乙型（下图）。
该机只作了地面试车，并测试旋翼低、高速旋转之离心力以及相关零阻件受震情形，还未来得及作离地试飞及其他试飞工作，同年9月朱家仁就接到调往台湾台中担任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厂长的命令，他请求将“蜂鸟”乙型单座直升机运往台湾继续研究，但当时的国民党空军当局以该机非个人也非第三飞机制造厂财产，而是属于昆明空军第一制造厂而未予核准。因此仍留昆明，后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由昆明迁到台湾宜兰，未见该机随厂搬迁，该机最后不知所终，确实是十分的可惜。所以它是否达到了朱家仁先生的设计要求也就难以知晓了。
当时，直升机在美、德等航空业发达的国家尚处于试验或试用阶段，中国科研人员却开发出了前卫的双桨共轴直升机，着实值得敬佩，也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然而当时的政府对本国航空业并不重视，取得的成果得不到巩固便遭毁弃，亦甚为可惜。朱家仁赴台后，仍致力于直升机的设计工作中，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直到他1962年底退休时仍未解决加速时，机头自动上扬的问题，也令他超过34年的设计生涯，留下了些许的遗憾。个人觉得朱老先生对于特种交通工具似乎有一种偏爱，他退休后又在自己家中进行了气垫交通工具的研究及制造，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据统计，在1949年以前的40年间，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各种飞机大约在600-700架，而大部分是组装或仿制的。自己设计制造的虽然很少，但这些个人的或飞机工厂设计制造活动是极其可贵的，而且设计出来的有些飞机可与国外的同类飞机相媲美，甚至超过了国外飞机，显示了中国设计师的水平和天才。
此后，几经变故，坦率地讲，现今的中国航空业，与那段历史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作者在这里重提这些旧事，只是想说，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前赴后继的中国航空科研人员，为了实现“航空报国”的理想，为了多灾多难的祖国能够早日强大，付出了智慧、辛劳甚至是生命。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应被遗忘，仅此而已。
二战的军用罐头里面都是什么？
二战德国基本伙食标准罐头蔬菜250克、饼干250克、罐头肉200克牛肉猪肉、盐25克、咖啡25克。美军斯塔姆午餐肉罐头、
牛肉罐头、鸡肉罐头美军还有野战冰激凌制造车，无限量供应巧克力、香烟、可口可乐节日供应火鸡大餐
美军在二战参战国中伙食供应是最好的美军甚至用斯塔姆午餐肉擦鞋。英军伙食只有咸牛肉和面包或饼干后来得到美国斯塔姆午餐肉。苏联参战后丢失西部富庶地区军粮只有大列巴黑面包和食盐、黑面包里面掺杂麸皮和木屑令人难以下咽，美国租借法案送来大量斯塔姆午餐肉解决了燃眉之急。意大利比较奇葩伙食挺好一般都是厨师现做意大利面、披萨、现烤面包、奶酪、各种汤、各种炖菜、葡萄酒餐后咖啡、茶各种小甜点、糖、巧克力和蛋糕，这些食物还感觉不够又准备了单兵食品包括火腿肉罐头、金枪鱼罐头、各种罐头汤、甜饼干、速溶咖啡等应急食物。日本伙食大米和称为大和煮的罐头
最早大和煮罐头使用是鸭肉后来牛肉、猪肉、鲸鱼肉、羊肉，
日本从美国进口牛肉制作大和煮罐头，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从巴西进口牛杂碎加入粗粮制作大和煮罐头、到战争后期日本从中立国进口牛血加入粗粮制作大和煮罐头。中国军队国军伙食主要是盐水泡米饭、米饭是很稀米饭，八路军伙食小米饭和杂粮窝头加水煮大白菜，二战中中国军队伙食是最差的。
历史上有哪些颠覆局面的神操作？
1939年5月，八路军115师师部及地方干部近3000人，被8000余名日伪军兵分九路，重重围困在肥城陆房村附近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的狭长山坳里。115师面临绝地，可他们突围时却兵行险招不走乡间大路，偏偏往敌人怀里钻，凭信仰与纪律以近乎羞辱对手的方式跳出了包围圈。
估计不足遭日军铁壁合围山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泰山以西地区，不仅土地丰腴，而且还是中国南北交通枢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津浦铁路侵入山东，而韩复榘只稍做抵抗就率十万大军向南逃窜，山东大部落入日军手中。
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115师师部、直属队以及343旅686团，于1938年12月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带领下，以“东进支队”名义挺进鲁西地区，以助力当地军民建立鲁西革命根据地。
115师开赴山东后，首战郓城樊坝歼灭伪军1个团，并活捉团长刘玉胜，又先后智取草桥，拔除宁阳葛石店、东平围里等日军据点，不仅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同时也严重威胁到了日军占据的济南以及津浦线的安全。
当时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12军中将司令尾高龟藏，面对纷至沓来的战报已有些坐卧不安。因为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于平型关设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其威名早已威慑敌胆。
尾高龟藏想给日军扳回点儿颜面，遂于1939年4月底，亲自纠集2个旅团主力以及济南、兖州以及泰安等17地驻军共8000余名日伪军，同时出动100余辆汽车、坦克，并携带100余门不同口径的各式迫击炮，气势汹汹兵分九路，意欲将八路军115师铁壁合围在泰西地区。
由于115师刚进山东还是在敌占区行进，对情报掌握还有些不准，再加上对日军合围速度之快、扫荡能力之强有些估计不足，遂对日军合围计划未能提前察觉，等发现形势不妙时已有些晚了。
5月9日，日伪军向肥城与宁阳之间山区推进。当时罗荣桓在东汶支队开会不在师部，陈光发现敌人已紧缩包围圈后，就紧急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队长段君毅商量，欲向西南突围过汶河去东平、汶上一带。
只可惜陈光率115师师部与686团走到半路，发现汶河南岸有敌情，遂决定向北赴大峰山转移。也许陈光自觉西南方向为平原有利于敌人机动，才决意往山沟里钻。谁料敌人早就估计115师可能会赴大峰山，竟在这里已埋伏重兵，而且是清一色日本鬼子。
就这样115师师部以及地方干部等3000人，就钻进了日军包围圈，被困在陆房村一带，距离尾高龟藏指挥部演马村只有10公里。而山纵六支队反倒从西南方向顺利突围出去。
115师形势危急，可其毕竟是历经井冈山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平型关大捷千锤百炼的主力部队，不仅作战经验丰富，而且战斗力超强，面对绝境更激起了斗志。
陆房村就像一个盆地四面环山，只有东南方向有一个缺口，比较有利于我方坚守。于是陈光就部署了拼命坚守至11日夜晚，然后寻机突围的计划，并将坚守保护师部任务交给了686团团长张仁初、政委刘西元。
凭险据守肥猪山海拔570米，是陆房附近最高峰。如果敌人占据肥猪山这个指高点，很快就能居高临下掌控陆房一带。于是张仁初就将防守重点放在肥猪山，由686团1营教导员王六生率3、4连抢占肥猪山；1营副营长徐敬元率2连占据肥猪山前哨岈山；2营则占据陆房村以南的鸿山、凤凰山以及横山。同时师特务连和津浦支队也迅速占据了陆房村以东、以北的制高点。
果不其然，天亮后日军主攻方向正是肥猪山，密集炮火在肥猪山上倾泻而下。而686团将士则迅速撤至背向敌人进攻的半山腰，选择弹道弧线的死角地段隐蔽。
只待敌人炮火戛然而止，黑压压日军朝肥猪山前哨岈山扑来时，686团战士则从大石旁、树后以及峭壁中飞跃而出，将手榴弹与一梭梭子弹打向敌人。我军就是这样巧妙利用敌情、地形，选择最佳时机一次次打退敌人疯狂进攻，在大量杀伤日军同时也最大限度保存自己实力。
日军见进攻岈山无果，又朝肥猪山包抄而来。张仁初眼见肥猪山形势危急，竟离开团指挥部，亲上肥猪山主阵地要求3、4连避敌锐气、分组隐蔽、近距离开火。3、4连按照张仁初要求打，果然奏效，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
战至酣处，张仁初挥着大刀跳出壕沟，与战士们一起与日军近距离搏杀。这位1927年就在大别山担任游击队长，已负伤11次的张仁初，打仗就是如此身先士卒不要命。陆房突围使张仁初一战成名，人送别号“张疯子”。
从早晨到中午，我军各处阵地都杀声震天。我军将士们虽滴米未进，但战斗情绪依旧高涨。张仁初打电话请求弹药支援，还不忘调侃一句：“…告诉他们不要被吓破胆，有一营在，他们做不了俘虏…”刘西元也在旁边朗声大笑。
终于战至黄昏时分，日军在我军各处阵地前已扔下了千余具尸体，遂选择收缩兵力就地休整。日军在各路口布置重兵点燃篝火，日本兵的钢盔和刺刀在火光中清晰可辨。
日军虽伤亡惨重，但其剩余兵力人数仍远超我军，如容其重整旗鼓，我军还能支撑多久？于是陈光决定利用日军不善夜战的致命弱点，连夜突围。
兵行险招陆房突围罗荣桓因其所在的东平龙崮村一带没有敌情，遂建议115师朝西南方向突围。可115师又该如何走出山坳子？
据当地一位村民介绍可通过两条路突围：一是走地形复杂便于隐蔽的乡间大路，如果被发现还可以硬拼强行突围，而且看敌人火堆数估计兵力也不是太多；二是走通往制高点的山间小路，但走这条路必须从火堆林立的日军宿营地间穿过，如果被发现就要陷入仰攻状态，弄不好就有全军覆没可能。
陈光面对两条选择没有选似乎胜算更高些的乡间大路，而是选择上山顶小路。这条小路各路口不仅有日军火堆，还有日军巡逻骑兵来回穿梭。由此115师将士趁夜突围，绝不能出现任何响声，稍有不慎就意味着死亡。
几千人部队若想不发出任何响声，那难度非比寻常。于是陈光命令除派出警戒小分队赴日伪军封锁线迷惑敌人外，其余各路人马都逐渐靠拢，然后不仅要埋藏笨重物资、安置伤员以便轻装简行，还要将发生碰撞易出响声的物资垫上草团捆绑，骑兵则用棉布包裹马蹄，总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任何响声与亮光。
一切准备就绪，当夜22时，115师开始分三路突围：一路由686团掩护师部机关，向西南渡汶河赴东平无盐村；中路是辎重部队经下庄、孙伯渡汶河赴汶上城东一带；还有一路由津浦支队掩护泰西地委、鲁西区党委，从寨子出发向南经摩天岭渡汶河向荣华树村转移。
师部这一路，由陈光亲率骑兵连在前探路，然后由刘西元率1营在前，师部居中，张仁初率2营殿后。山路崎岖不平，将士们深一脚浅一脚，时不时有人跌倒，但没有一人吭声。后面的人只盯住前面人胳膊上的白毛巾，几乎都不用脚板走路，而是默默地踮着脚尖加快步伐。
饶是如此，这一路也是险象环生。日军点燃的火堆就在附近，就连日本哨兵喊话声都清晰可闻，还时有日军骑兵擦着115师潜行部队急驰而过。而115师则就地趴下，屏住呼吸，凭借起伏的麦浪隐匿身影。日军骑兵从旁而过一点儿都未发现115师突围痕迹，也许他们是被115师专门留在陆房村的小股部队所迷惑，以为115师还在其合围圈里吧。
5月12日拂晓，115师突围部队已渡过汶河到达东平以东的南陶城和无盐村，与罗荣桓汇合。与此同时津浦支队、泰西地委等也都安全转移到汶河南岸。至此，近3000名八路军指战员以及地方干部已从日军眼皮底下全身而退。
而此时，日军才开始将大炮瞄准陆房村准备火力进攻，可等日军爬到山顶才发现哪里还有八路军的人影。尾高龟藏岂能相信，只得亲到陆房村勘察，结果气得七窍生烟，只能留下“狡猾狡猾的”这句经典台词了。
陆房突围一战，日军自己承认伤亡1300余人，其中包括50余名军官，甚至还有1名大佐联队长。但日军为虚报战绩，逼迫陆房村十余名村民穿上八路军服装拍照后杀害，用以鼓吹其消灭1万余名八路军的“赫赫战果”。
实际上，115师被围人员加上地方干部近3000人，阵亡人数为340人。当然也有360人、200余人等几种说法。但无论怎样，八路军115师在陆房突围战中的神操作表现都相当亮眼，即便是蒋介石都给朱老总发来“殊堪嘉慰”的电报。
我们再反观115师整个陆房突围的过程，如果选择乡间大路看似更有胜算，但大概率会与日军遭遇需要硬拼才能突围，可能会造成更多伤亡。而选择山顶小路确实凶险万分，让人捏着一把汗，但115师凭借坚定信仰与严明纪律，将不可能化为了可能，以最小代价保存了115师的骨干力量。
结语陆房突围战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重大，不仅粉碎了日军欲歼灭115师以及泰西地委等地方机关的图谋，还通过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绝地反击经典战例，极大增强了地方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一时间泰西各地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战场的踊跃参军热潮，随着更多新生力量加入，相应巩固与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使其可以南联华中，北迫平津，与晋冀鲁豫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同时八路军也通过陆房突围一战赢得了进入山东的合法地位。
我们若分析115师陆房突围取胜原因：不仅仅是其扬长避短、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合理运用；不仅仅是其依山据守的地形优势不利于日军全部展开火力攻势；也不仅仅是686团是身经百战具有超强战斗力、军事素养极高的八路军最精锐部队；更不仅仅是686团通过平型关大捷以及山西三战三捷，缴获了日军大量武器辎重为坚守肥猪山阵地提供了强大支撑。
115师陆房突围原因还有最关键两点，一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686团正是凭借坚定革命信仰树立了血战到底必胜决心。686团2营7连指导员头部负伤，仍靠惊人毅力与日军拼刺刀，最后与一个日军扭打滚至悬崖边，因体力不支毅然抱着日军跳崖同归无尽。八路军这种大无畏精神是胜利根本保证。
二是军民水乳交融，当地民众坚定站在八路军身后。
686团需要千余斤军粮，当地群众仅用3个小时就全部备齐。115师需要突围，当地群众不仅争着当向导引路，还踊跃帮着八路军埋藏辎重，安置伤员。战后，尾高龟藏对陆房村展开疯狂报复，不仅烧毁村舍，甚至还杀害了126名无辜村民，但村民宁肯家园被毁、亲人罹难也要拼死护70余名八路军伤员安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的力量是胜利最大源泉。
没有什么神操作可以一蹴而就，115师正因有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民携手共进，才能将神操作进行到底。而中国也正因有这样始终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理念的热血儿女，才能将日寇赶出家园。
